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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棋是如何出现的围棋是怎样成为高雅游戏的

发布时间:2021-01-07 16:08:26 阅读: 来源:消毒柜厂家

围棋是如何出现的?围棋是怎样成为高雅游戏的

围棋早在先秦就已出现,然而在关于其起源的传说中,这种游戏的形象远没有后世流传的那样高贵。战国末年的史书《世本》中记载:“尧造围棋,丹朱善之”,晋朝的张华在《博物志》中进一步申说:“尧造围棋,以教子丹朱。或云舜以子商均愚,故作围棋以教之,其法非智者不能也。”这两则记载中最早学习围棋的人物“丹朱”和“商均”,是中国传说中著名的“不肖子”,他们本来可以继承父亲尧和舜的领袖之位,却因人品和才能不足统领天下,分别被舜和禹抢走了王位。这种与反派人物的瓜葛,让围棋从诞生开始就陷入了相当不利的舆论环境。

后人在反对围棋时,常常会引用这个起源传说,比如东晋大将陶侃曾没收部下的围棋和博具,全部扔到长江里,并且声言:“围棋,尧舜以教愚子……诸君并国器,何以此为!”南朝宋明帝热衷于围棋,大臣虞愿也曾以“尧以此教丹朱,非人主所宜好也”为理由,劝皇帝放弃这一爱好。

在农业社会里,大多数人都要进行生产劳动,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,有“一夫不耕,天下必受其饥;一妇不织,天下必受其寒”之说。从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,大好的劳动力不事生产,反而游手好闲地下棋玩游戏,是绝对不应被提倡的行为。因此,在秦汉以前的历史记载中,围棋很少获得正面评价。人们常常将围棋和当时流行的另一种游戏“六博”并提,合称“博弈”。《论语·阳货》中记载孔子的话说:“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,难矣哉!不有博弈者乎?为之,犹贤乎已。”在这句话里,“博弈”仅仅比什么都不做稍胜一筹,而且只有“饱食终日”的人才有资格进行。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则更进一步,将“博弈好饮酒,不顾父母之养”作为浪费粮食的“不孝”行为,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

赌博和下棋都是两人或多人互为对手的游戏,有对手就有胜负,有胜负就有彩头,绝大多数人在进行游戏时都是想赢怕输,沉迷其中时,甚至会将当下的胜负看成世间最重要的事。在这种情况下,日常道德中的长幼尊卑都会被抛到脑后。这在讲究礼法的中国社会里,是很恶劣的行为。西晋的权臣贾谧,在与皇太子对弈时争胜心太强,忘记了君臣之分,因而受到王室的忌惮,最后失势被杀。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东晋名相王导和爱子王悦下围棋,王悦眼看自己要输,竟然死死抓住王导的手,不让父亲落子,王导只能苦笑道:“我和你好像是父子吧,你怎么能这样!(讵得尔,相与似有瓜葛)”将胜负看得过于沉重者,还会做出悔棋、掀棋盘等行为。汉朝时史游所作识字课本《急就篇》中,有所谓“棋局博戏相易轻”的说法,这又为围棋加上了一份“破坏社会和谐”的罪状。

在这些罪状的夹击下,围棋的发展之路从一开始就泥泞重重。西汉以后,随着生产力的提高,有资格“饱食终日”的人越来越多,更多人意识到了围棋的魅力,并沉迷其中。为了让自己的爱好合法化,许多人开始通过文学作品为围棋进行辩护。其中辩词最为雄壮的要属汉赋大家班固了,班固在其《弈旨》中说围棋“局必方正,象地则也;道必正直,神明德也;棋有白黑,阴阳分也;骈罗列布,效天文也;四象既陈,行之在人,盖王政也。……上有天地之象,次有帝王之治,中有五霸之权,下有战国之事,览其得失,古今略备”,俨然将这种游戏说成了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。

此外,围棋本来就是模拟战争的游戏,因此强调围棋和兵法的关系成了当时比较流行的辩护方案。西汉末刘向曾作《围棋赋》,全文虽已经失传,但在《文选注》里还保留了一句:“略观围棋,法于用兵”,可说是现存可靠文献中最早将围棋和打仗联系起来的段落。东汉大儒马融在其《围棋赋》里进一步说“三尺之局,为战斗场。陈聚士卒,两敌相当。怯者无功,贪者先亡”,在围棋之道和兵法之理间建立了具体联系。

然而这种以围棋作为兵法教材的说法很快就受到了挑战。三国时,吴帝孙权的太子孙和看到自己手下的大臣们不但不努力学习、认真工作,反而一个个沉迷上了赌博和下棋,觉得非常担心,便组织了一个宴会,命令与会者分别撰写论文,矫正这种风气。其中史学家韦昭的论文写得最好,在后世广为流传,还被收入了《文选》之中,这就是著名的《博弈论》。

当今经济学上的“博弈论”是分析博弈中的各种策略选择,而韦昭的这篇《博弈论》则对博弈进行了严厉批评。韦昭认为,围棋和六博等游戏会让人“专精锐意,心劳体倦,人事旷而不修,宾旅阙而不接”;沉迷其中则可能导致“赌及衣服,徙棋易行,廉耻之意驰,而忿戾之色发”等等问题。此后,韦昭特地针对刘向、马融等人将围棋与兵法相比附的说法,驳斥道:“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,能务不过方罫之间,胜敌无封爵之赏,获地无兼土之实……求之于战阵,则非孙、吴之伦也……夫一木一枰孰与方国之封?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?”在这里,韦昭认为围棋的格局完全没有办法和瞬息万变的战场相比,将兵法应用在围棋上,还不如将之应用到真正的战争中,既可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,又可以建功立业,获得封赏,何乐而不为呢?

韦昭的驳斥可谓正中要害。说到底,围棋只是一种游戏,不论背后蕴含着多么深奥玄妙的道理,它始终与现实的事功隔了一层。在崇尚实务的风气面前,这些辩护终究是无力的。韦昭代表的是吴国太子孙和,属于国家的统治者;对统治者来说,手下的办事人员应该将全部精力放到国家的运作上来,而围棋和六博这类与事功关系不大的游戏,正是办公效率的最大杀手,必须予以最严厉的反对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只要统治者和士大夫保持着这种上司—办事员的关系,围棋就很难获得上层的提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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