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友人悼念北疃惨案遇难者

日本友人向“北疃惨案”遇难者献上千纸鹤。王思达 摄

4月5日，河北定州北疃烈士陵园。

由日本民间组织“三光作战调查会”一行7人组成的“北疃村教育交流访中团”来到这里，向73年前在“北疃惨案”中的遇难者敬献花圈，并将他们亲手折叠的5500只千纸鹤以及用中文书写的悼念词放置在烈士公墓碑前，向革命烈士和遇难者深深鞠躬。

北疃，位于定州市西城乡，73年前，这里曾是冀中平原上的抗日根据地之一。1942年5月27日，日本侵略者在这里“扫荡”时，向躲进地道的群众投掷催泪瓦斯和毒气瓦斯，制造了800余人遇难、36户被灭门的“北疃惨案”——遇难者大多数为老人、妇女和儿童。

“现在，很多日本人并不了解日军的侵略事实。我们来到中国，是为调查真相，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更多日本人了解历史真相，因为只有正视历史，中日友好才能真正实现。”“北疃村教育交流访中团”团长沟口德子女士这样表示。

“我作为一名日本人，在此向受害者及家属表示深深的谢罪”

4月5日，在定州市北疃烈士陵园，面对台下近千名定州市中小学生，沟口德子一开口就表达了自己的歉意：“实施暴行的是日本人。我作为一名日本人，在此向受害者及家属表示深深的谢罪。”

年过花甲的沟口德子是一位日本医学博士，自2000年加入日本“三光作战调查会”以来，她每年清明都坚持来中国，到北疃村或其他地方调查日本侵华真相。

沟口德子说，因为河北是敌后抗日的主战场之一，15年来，她到过河北的很多地方，如冉庄地道战遗址、晋冀鲁豫烈士陵园、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等，尤其是北疃村，她每年必来。

慰问当年惨案的幸存者，并对他们进行采访，是交流团每次来都要进行的“必修课”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在世的惨案幸存者越来越少。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，曾远赴沈阳为“北疃惨案”作证的幸存者李德祥已于几年前去世。李钦友和李庆祥，就成了北疃村为数不多能清楚讲述当年经历的老人。

“那天听说鬼子来了，我们全家就都跑进了地道，没想到他们竟然在洞口点火，还向地道里释放毒气。当时那种感觉太难受了，呛得人根本呼吸不了，鼻涕和眼泪都止不住。”回忆历史，李钦友有些激动，谈到中毒气的感受时，他竟然不自觉地咳嗽起来。

那一天，李钦友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因忍受不了呛人的毒气而逃出地道，结果被日本兵用枪打伤，后来不治身亡。就在那一天，李钦友的两个姑姑被活活烧死，而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其他亲人则被毒气熏死在地道里。

最终，李钦友一家8口只有6岁的他和姐姐活了下来。

而比李钦友大9岁的李庆祥，对惨案当天细节的记忆则更加深刻。

“当时，我妈带着我和两个弟弟、两个妹妹钻了地道。后来地道里到处是呛人的火药味和毒气味，漆黑一片，人们东撞一头，西撞一头，乱极了。在地道里跑着跑着，8岁的大妹妹突然拉着我说：‘哥哥，我走不动了。’话说完，她噗通一声就倒在地上，再也没有说一句话。”讲到这里，88岁的李庆祥声音哽咽，浑浊的眼睛里含着泪光。

“说心里话，如果不是为了向来访问的日本友人和你们揭露真相，我真的不愿意谈这些事。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只要一想起那天，心里还是难受得不行。”沉默许久，李庆祥说。

惨案过去73年，幸存者们的苦难记忆却从未抹去。

“我已经连续15年来北疃了，对李钦友和李庆祥这样的幸存者也采访过很多次，但是每次来，我都能感受到不同的东西，都能了解到之前不知道的细节。”沟口德子说，“现在，很多日本人并不了解日军的侵略事实。我们来到中国，是为调查真相，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更多日本人了解历史真相，因为只有正视历史，中日友好才能真正实现。”

与多次来华的沟口德子不同，首次作为访中交流团代表来北疃村的海野慎治的感受更加强烈。

“之前我在日本的时候，就做过一些侵华日军暴行的调查研究，但这次听亲历者讲述之后，感觉更加直观。我很受震撼，甚至有些不敢看这些受害者的眼睛，我想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歉意。”同样年过花甲的海野慎治说。

“在日本，绝大多数孩子都不了解这段历史”

“我这次想换一种方式，以问答的形式和同学们进行互动。我接下来会提出几个问题，请知道答案的同学们踊跃回答，好吗？”在发言中，沟口德子问道。

“好！”台下的北疃学生齐声回答。

“1942年5月发生的‘北疃惨案’，是侵华日军第110师团犯下的滔天罪行。请问同学们，你们知道制造惨案的日军指挥官是谁吗？”

“上坂胜！”很多学生在第一时间喊出了这个名字。

“同学们回答正确。那我们来听第二个问题，1956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，那次受审的战犯中就包括上坂胜。那么你们知不知道，在那次审判中，有多少位日本战犯被判处死刑了呢？A是100名，B是150名，C是没有。”

“没有。”几秒钟的嘈杂过后，几位学生答道。

“答对了。那次审判中，惨案制造者上坂胜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，但没有人被判处死刑。”沟口德子补充说，被释放的战犯回到日本后，大多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友好事业奋斗了一生。“中国对战犯的宽大政策，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。”

随后的几个问题，虽然学生们没有全部答对，但孩子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，仍然让沟口德子感到意外。

“他们都是中小学生，年纪都不算大，但对这段历史却这么了解。”说到这，沟口德子话锋一转，“可在日本，绝大多数孩子都不了解这段历史，这让人感到担忧。”

海野慎治曾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。他告诉记者，自己曾经买了很多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，发现其中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都有比较详细的描述。“但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侵略行为却很少提及。日本政府一直掩盖侵华历史，他们或美化、或有意回避，就连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也是一笔带过。因此，日本学生根本不了解日军的侵华真相。在日本国内，民众没有日军屠杀中国人的观念，更少人知道细菌战、化学战。”

海野慎治说，日本当局近年来积极修改宪法，自己很担心日本政府会恢复战争本性或重走军国主义侵略的老路。

“一个了解历史真相，一个不了解历史真相。我认为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种种误会的根源。”随行的河北大学原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陈俊英教授表示。

陈俊英曾在上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，长期从事日本侵略史和日本问题研究，也是最早向日本主流媒体披露“北疃惨案”细节的当事人。每年日本代表团来北疃村访问，都是通过陈俊英进行联系。

“因为日本政府和教科书不承认和正视侵略历史，导致很多日本人就有这样的困惑：我和身边的日本人都是又和气又善良的，为什么中国人对我们怀有这么大的敌对情绪呢？”陈俊英告诉记者，正是这种困惑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部分日本人对中国的抵触情绪。

陈俊英的观点在交流团成员上岛茂太的身上也得到了证实。今年30岁的上岛茂太是日本共同通讯社的记者，今年是他首次来到北疃村。上岛茂太告诉记者，他这次是以私人身份而不是职务身份来北疃，目的只是想了解更多关于日军侵华的真相。他坦言：“这次来之前，确实对日本的侵略事实了解不多。”

“上岛茂太也许正是如今日本很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，那就是对历史不了解。”陈俊英说。

除上岛茂太外，此次来华的访问团成员年龄都在60岁以上，其中几位已经年过七旬，他们告诉记者：“在日本‘三光作战研究会’成员中，年轻人很少。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老了，谁来继续挖掘历史真相呢？”

“让日本的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，避免悲剧的重演”

在此次来华的交流团成员中，有一位女士是第15次来北疃祭奠惨案遇难者。她就是渡边登先生的夫人石川久枝。

之前，她是同丈夫渡边登一起来，2011年丈夫去世后，她就坚持自己来。渡边登是日本民间反战组织“三光作战调查会”的创始人。几十年来，这个日本民间团体致力于调查侵华日军在中国展开的各种暴行，然后把真相带回日本。

石川久枝告诉记者，渡边登在十几岁的时候，曾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少年。像那个年代的很多日本青少年一样，他曾经瞒着家里报名日军的少年预备役，准备随时为天皇献身。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，渡边登了解到日军侵略别的国家的各种暴行之后，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骗了。从此，渡边登走上了反战的道路，并长期致力于从事中日友好活动。

1971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，渡边登曾应邀来中国,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。

后来，渡边登成立了民间组织“三光作战调查会”，并于1992年认识了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陈俊英。

“连我都是从渡边登先生那里第一次听说了‘北疃惨案’。渡边登先生拜托我一定要帮忙找到这个村子。从那之后，我才走上了调查‘北疃惨案’真相的道路。”陈俊英说。

1998年，在陈俊英和日本“三光作战调查会”共同努力下，李德祥等8位惨案幸存者应邀来到日本，为“侵华日军毒气展”作证言。在日本东京、长野、大阪、广岛、福冈等8大城市，他们作证言十几次。当时，这一活动被日本NHK、《朝日新闻》、《每日新闻》等多家主流媒体报道。

“我们就是要把历史的真相带回日本，让日本的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，避免悲剧的重演。”石川久枝说。

本次来北疃祭扫的交流团成员中，还有一位特殊的日本退休教师中川寿子。她曾在东京一所高中教书，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，毅然提前退休。

中川寿子表示，虽然提前退休让自己拿不到全额的退休金，但她仍然选择以这种方式抗议日本政府。

交流团中另一位成员天野雅子也是一名教师，退休以后开始致力于挖掘历史真相、促进中日友好方面的工作。为了更好地进行调查工作，她甚至在65岁时开始学习中文。如今，她的中文已经说得相当流利。

“不得不承认，像我们这样了解真相的人，在日本人中还是少数。但是只要日本政府不正视历史，我们就会坚持做下去，我们一定要让更多日本人了解历史真相。”石川久枝说。（记者 王思达 林凤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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